詹徽、任亨泰等人面面相覷，臉色一陣青一陣白，嘴唇翕動著，終究不敢再言。

他們太清楚這位陛下的性子了，老朱一旦下定決心，便是九頭牛也拉不回來，更何況是他們幾句輕飄飄的勸諫。

這位出身草莽的大明開國帝王，可不是什么只會溫言安撫的良善之人，更不會任由士紳縉紳憑著幾句經(jīng)義便挾制蠱惑。

當年胡惟庸案、郭桓案，哪一次不是雷霆手段，管你是勛貴還是大儒，觸了他的逆鱗，便是抄家滅族的下場。

一旦朱元璋認定的事情，那便是天大地大，他的心意最大。

別說只是經(jīng)營嶺北，便是要遷都、要改制，哪怕滿朝文武都反對，他也能一力推行到底。

這群士紳縉紳靠著科舉、靠著田產(chǎn)積累的那點權(quán)勢，在他眼里不過是過眼云煙，真要逼急了，一道圣旨便能讓他們數(shù)十年的經(jīng)營化為泡影。

此刻再敢多言，無異于拿自家的身家性命去碰那雷霆之怒，誰也沒這個膽子。

更別提，現(xiàn)在的大明皇帝陛下，可是不缺錢啊！

胖殿下朱高熾一手規(guī)劃的東海貿(mào)易，僅僅只是一年時間，就給朝廷帶來了三千萬兩的關(guān)稅收入，還有貨物貿(mào)易流轉(zhuǎn)中，官辦商號帶來的一千二百多萬兩凈利潤。

這筆銀子堆起來，能把戶部的庫房塞滿，足夠支撐三場大規(guī)模的戰(zhàn)事，或是十年的賑災開銷。

皇帝有錢了，國庫充盈得能往外溢，腰桿子自然硬氣。

再加上朱元璋作為開國帝王，一手打下江山的威望早已深入民心，朝堂內(nèi)外無人敢質(zhì)疑他的權(quán)威。

這般有錢有威有民心，他還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？

經(jīng)營嶺北需要的那點銀子，在三千萬兩的關(guān)稅面前不過是九牛一毛，詹徽、任亨泰等人先前拿“國庫空虛”說事，如今連最后一點底氣都沒了。

誰能攔得住他？士紳縉紳的那點影響力，在充盈的國庫和絕對的權(quán)威面前，根本不值一提。

便是有人還想再爭，也只能掂量掂量——陛下手里既有銀子支撐計劃，又有民心威望壓陣，真要硬頂，最后只會落得個灰頭土臉，甚至丟官罷職的下場，誰也犯不上跟自己的前程過不去。

退朝后，詹徽幾乎是攥著拳頭走出奉天殿，剛到宮門外的金水橋邊，便一把攔住了正欲離去的任亨泰，臉色鐵青，咬牙切齒道：“這胖殿下，真是好手段！三言兩語就攪黃了咱們的事，若真讓嶺北經(jīng)營起來，將來那些泥腿子出身的武將怕是更要騎到咱們文臣頭上了！”

任亨泰整了整被風吹亂的袍角，臉上堆著一層無奈的苦笑：“詹大人稍安勿躁，陛下心意已決，此刻再多說也是無益。只是……方才胖殿下說的那些商路、關(guān)稅，若真能成，嶺北當真能生利……”他話沒說完，語氣里已帶了幾分不確定。

“生利？”詹徽猛地打斷他，嘴角勾起一抹譏諷的冷笑，眼神里滿是不屑，“一群茹毛飲血的草原蠻子，能懂什么貿(mào)易規(guī)矩？能分清銀子成色就不錯了！那商路千里迢迢，光是沿途的盜匪、風沙就能讓商隊折損一半，不出三年，定然虧得底朝天，連本都收不回來！到時候，國庫被掏空，陛下看還怎么嘴硬！咱們只需等著，總有他求到咱們文臣頭上的那一天！”

任亨泰沉默片刻，終究還是嘆了口氣：“但愿如此吧……只是那胖殿下年紀輕輕，竟能把賬算得那般精細，連軍屯畝產(chǎn)、商路關(guān)稅都摸得一清二楚，倒也不可小覷。”

“哼，不過是仗著皇孫身份，提前看了些邊軍密報罷了！”詹徽狠狠一甩袖子，“走著瞧，嶺北那地方，從來都是填不滿的窟窿，他朱高熾也掀不起什么浪來！”

說罷，便拂袖而去，留下任亨泰站在原地，望著遠處宮墻的飛檐，眉頭依舊緊鎖。

是日夜中，詹徽府邸的書房內(nèi)燈火通明，燭火映著滿室人影，二十余位身著便服的官員圍坐其間，皆是朝中頗有分量的文臣。

他們大多來自江南士族，或是靠著科舉躋身中樞的清流，此刻臉上都帶著幾分郁結(jié)，手中的茶盞早已涼透，卻無人顧得上飲。

“諸位，今日奉天殿之事，想必不用我多說了。”詹徽坐在主位，面色沉郁，指尖在案幾上輕輕叩著，“那位胖殿下三言兩語，便將咱們經(jīng)營多日的局面攪得稀碎。嶺北之事既定，咱們再想攔，已是難如登天。”

戶部侍郎周肅嘆了口氣，接過話頭：“詹大人說得是。往日里，陛下雖剛愎，卻也需顧及國庫盈虧，咱們還能以‘民力不支’、‘財用匱乏’為由進言。可如今……”

話說到這兒，他不由苦笑一聲，“東海貿(mào)易一年便進賬四千多萬兩，陛下手里有了銀子，腰桿硬得很，咱們說什么，他都只當耳旁風。”

這話一出，滿室皆靜，隨即響起一片低低的附和聲。

“可不是么？”翰林院學士劉三吾捋著胡須，語氣里滿是無奈，“皇帝有錢了，真不是什么好事。咱們士紳能在朝堂立足，靠的是什么？無非是‘為民請命’的名頭，是‘藏富于民’的說法——說白了，就是讓陛下覺得，錢糧攥在咱們手里，他要辦事，就得看咱們臉色。”

“可現(xiàn)在呢？陛下自己的錢比誰都多，根本不用求著咱們，更不用聽咱們念叨什么‘士農(nóng)工商’的規(guī)矩。”

“這才是最可怕的。”詹徽重重一拍案幾，聲音陡然拔高，“他成了無所顧忌的帝王！咱們士紳縉紳，歷來靠著‘輿論’、‘財路’挾制朝局，可陛下手里有了源源不斷的銀子，既能養(yǎng)兵，又能賑災，百姓只會念他的好，誰還會聽咱們說三道四？長此以往，咱們在朝堂的分量只會越來越輕，處境岌岌可危啊！”

眾人聞言，皆是心頭一沉。

他們這些人，或是家族世代經(jīng)營田產(chǎn)，在地方上呼風喚雨——從江南的萬畝良田到中原的千頃莊園，佃戶遍布數(shù)縣，糧倉連成片，地方官上任都要先拜會他們，賦稅輕重、徭役多寡，往往由他們一句話定奪；或是靠著門生故吏形成勢力，在中樞左右決策——主考官點了狀元，便成了“座師”，門生遍布六部，遇事遞個條子、傳句口信，便能讓政令在執(zhí)行中變味，連部院尚書都要給幾分薄面。

可這一切的根基，都建立在“朝廷離不開士紳”的前提上。